設施投資、房地產投資——的增長速度近年來均出現了明顯下降；相應地，融資需求也在相對收縮。另一方面，高端裝備制造業、現代服務業、高新科技產業等領域的新增投資快速增長，大量小微企業受益于移動互聯網技術的普及，成為經濟中更重要、更活躍的行為主體。這些新經濟主體和投資項目對金融服務的需求與以往傳統經濟對金融服務的需求大大不同。原有的金融服務業供給與新經濟環境、新經濟結構下的需求之間，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錯位。
一言以蔽之，中國金融行業面臨的基本矛盾已經由“投資需求巨大和儲蓄資源相對不足的矛盾”轉變為“投資需求多樣化和儲蓄相對過剩、社會財富規模龐大和財富所能附著的媒介投資品相對不足的矛盾”。特別是在經歷了“四萬億”刺激性建設和過去幾年的金融繁榮之后，上述新的矛盾格局更為凸顯。
如果放在更大的經濟社會背景下來看，上述金融業面臨矛盾的轉變，與十九大報告中所闡述的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由“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具有內在的一致性。一方面，管理財富、實現財富保值增值的需要，既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一部分，也是其必要保障；另一方面，要實現更平衡、更充分的發展，就必然意味著金融行業要助力實體企業，發掘新的投資機會。
金融業自身基本矛盾的轉變，為金融服務業提出了新要求。
社會主要矛盾和金融業自身基本矛盾的轉變，導致實體經濟對金融服務業的需求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為金融行業的能力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資金供給端，如何幫助億萬家庭管理好數以百億元計的財富、為其財富保值增值提供好理財服務，成為中國金融行業面臨的巨大挑戰。這一挑戰的規模和復雜度，從縱向來看是歷史性的、前所未有的，從橫向跨國比較來看也是世界性的。從資金需求端來看，金融行業也必須緊跟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步伐，重塑投融資能力，既為傳統行業的產能綠化和產能更新服務，也為新經濟業態和新經濟主體的成長成熟提供高效的融資服務。
現代化金融體系建設應當兼顧資金供給和資金需求兩端，應當“理財能力”和“投資能力”并重，做好金融業供給側改革。考慮到過去長期以來我國金融業重投資、輕理財的不足，未來現代化金融體系建設，應當尤其重視為民理財的職能，增強金融機構的財富管理能力，呼應人民美好生活的理財需要。
過去幾年，我國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快速發展，已經形成了包括銀行表內外理財、信托計劃、公募私募基金、證券公司資管計劃、基金及其子公司資管計劃、保險資管計劃在內的大資管市場。按照中國人民銀行的統計口徑，廣義資管業務規模已超過100億元人民幣。對于這期間的資管行業大發展和金融繁榮，我們應理性、客觀、全面地認識，既要看到監管套利和多層嵌套背后蘊藏的金融風險和制度改進空間，也要看到資管業務大發展背后客觀存在的居民理財需求。規范資管業務發展、防范系統性風險是必要的，需要堅決執行，但也切忌簡單粗暴地全盤否定、一刀切。
金融行業應當圍繞社會主要矛盾和行業基本矛盾轉變提出的新需求，緊緊抓住國民財富豐饒、儲蓄率仍處于高位、信息技術普及發展的有利機遇期，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強能力建設，在防范系統性風險的基礎上提高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構建現代化金融體系。
《電鰻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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