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長于20世紀50年代，經歷了一段以艱苦奮斗為榮的歲月。20世紀80年代，我考入鄭州大學歷史系讀本科，后進入北京大學考古學系隨導師鄒衡學習夏商周考古。學術理想從此萌發：為探索中國歷史與考古研究盡微薄之力。此后，我便潛心于夏商文化研究，取得了一些學術成果。

        回首治學之路，我深感做學術是對品格的錘煉，能吃苦是其中重要一關。

        記得20世紀90年代初，我在豫南地區作考古調查，歷時425天，行程10500公里。當時經費非常有限，每天平均不到8塊錢，為了節省經費，我晚上住過辦公室、教堂或人家的過道。

        在信陽固始平寨發掘時，我住的地方距發掘工地4里地，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往工地跑，晚上回來天已黑了。發掘工作即將結束的前一天傍晚，有幾根地層線沒來得及測量繪圖，只好留待第二天。當晚下起大雨，第二天雨仍下個不停。看著深約五米、坑壁黏土不斷脫落的考古發掘探方，我決定冒雨測繪，確保資料的完整性和準確性。于是，我穿上雨衣，拄著一根長竹竿下到坑底，把那幾根地層線仔細測繪在地層剖面圖上。離開發掘工地時，雨變成了雪。不久，我因病毒感染反復高燒，在醫院躺了16天。病情剛有好轉，我就立刻趕到信陽去整理出土文物。整理室是一間簡易房，屋頂只鋪了一層薄薄的石棉瓦，窗戶是紙糊的，沒有爐火取暖。12月的河南很冷，我捂著棉大衣、棉鞋、棉帽，每天從早七點一直工作到晚十一點，終于獲得了一批淮河上游龍山文化、商文化、西周文化的考古新材料。

        做學問不僅要能吃苦，還要敬畏學術，有社會責任感。比如，我在夏商文化研究上苦行多年后終有所獲，即在商代前期牛肋骨刻辭上補識出“乇”字，在二里頭文化牛肩胛卜骨上發現刻辭，并將其中一個字隸定為“夏”字。這兩個學術發現說明，一個人不論能力大小，只要胸懷學術理想并腳踏實地去求索，一定會有所收獲。

        今天，國家對文物挖掘和保護、歷史研究和傳承高度重視，習近平總書記近期關于積極培養壯大考古隊伍的指示更讓人備受鼓舞。考古發掘與研究條件進一步改善，多學科聯合獲取考古信息的能力大為提升。當此之時，期待更多年輕學者加入我們，以篤定的理想信念與務實的學術品格深入研究，為考古事業蓬勃發展積蓄新生力量。

《電鰻快報》